捏碎。再塑一个你

不一会儿，我就听见楼道里有动静，开了门，只见大家都在外面站着低声交谈。
"怎么了？"我问。
领队告诉我，这个酒店没有国际长途电话，得通过首都的总机要才行，非常麻烦，基本上接不通，外面打进来也是如此，手机没有网络。可以说我们是与世隔绝了。
我也开始着急，这下完了！MORTEN在北京等我的电话，他本来就很担心我，我给了他一个这里的号码，如果我们不能联系上，他会很急。昏暗的楼道里，大家只有互相安慰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明天去TIGER公司，我们想那里总会有电话。
我们都回了房间，我眯迷糊糊不知睡了多久，听见有人在砸门，嘴里嚷什么我也听不懂，我穿上衣服打开门，是昨天那个老太太，她用蹩脚的英语问："你是中国人？"
我忙说是，心想总不会安全部的人来抓我了，毕竟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好象还很友好。
老太太比划着，"电话，有你的电话！"
我的心砰砰跳起来，跟着老太太往楼下冲，电话里一片嘈杂，有外国人说话，又听不懂，过了很久，我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，是MORTEN！
他听见我的声音明显地松了口气，"你这是到了什么鬼地方呀？我打了一夜电话，混蛋的总机把我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审了一遍，最后我吓唬她要找他们外交部才给我接过来，你还好吧？"
我笑起来，他这个人总是很有办法！我没说护照被收的事，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呢，我们谈了一会儿，他千叮咛万嘱咐够了才挂了电话。
我美滋滋地回了房间，吃早餐的时候把这事告诉给大家，他们又羡慕又嫉妒，不管怎么说，终于有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了。
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TIGER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轮胎厂，照经理和车间主任说是南斯拉夫最大的。车间主任致了长长的欢迎词，可他的英语谁都听不懂，讲义也印得一塌糊涂，但没关系，我们的任务是干活，我们从挤出车间开始干，是最脏最累的车间，而且味道也呛得要命，我在荷兰的两周已经有点习惯这种味儿了，所以没吐，干到11点半，经理就彬彬有礼地请我们去吃饭。
午餐是丰盛的各类肉排，酒也应有尽有，车间主任用了半个小时介绍各种葡萄酒，特别是白葡萄酒，他说得完全像个专家。我有点怀疑，他的专业到底是什么。主人的热情让我们忘了自己是来实习的，大家喝了一杯又一杯。我很快发现一个问题，餐桌上连一口新鲜蔬菜也没有，全是腌菜。
我本来不想问，结果晚上TIGER请我们出去吃饭，饭店也是如此。我对蔬菜的渴望使我胆子大起来，我终于把问题提了出来，车间主任和经理两个人告诉我们这个城市的新鲜蔬菜奇缺，我们可以尽情地喝酒，吃肉。青菜，对不起，没有。
除了没有青菜，没有电视节目，《只有一个台，放大合唱和总统讲话，》我们和主人成了哥们儿，他们每顿饭都陪我们吃，吃完了还请吉普塞人给我们唱歌，我的队友们也跟着又唱又跳的，忘了初来时的烦恼。
我的猜测终于得到证实。原来车间主任下午老给我们放假，是偷偷回家酿酒去了，他的酒窖很大，酒上还有牌子，他卖酒换来的钱远远超过工资。他后来对我们也不隐瞒了，把我们几个请到家，把他自酿的葡萄酒喝了个够。
不过，实习结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轮胎，工人们对我们两个女孩很热情，手把手地教，所以我们做得挺象样。
我还发现原来TIGER用的是VMI六十年代的设备，我在荷兰看到的成型机已经完全自动化。我急不可耐地开始了销售攻势，把我在荷兰背的书又给他们来了一遍。经理和主任摊开手："我们也想买呀，可我们工厂没钱！"
想想贝尔格莱德满街的菲亚特，我也明白了这个国家的艰难处境。
离开TIGER的时候，车间主任送给我们每人一瓶他自酿的白葡萄酒，这个有意思的主任，他不仅教会了我们做轮胎，也让我们知道了南斯拉夫还有如此美味的葡萄酒。